在这里，一方面，不同于自由主义政治理论所谓的价值中立观念，荀子肯定共同体之于个体自我完善的价值意涵。
根据西周封建说，经托始于西周，而春秋时代六经初步形成，所以范文澜的经学史分期事实上从孔子开始，而周予同则把经的确立放在汉武帝之后[4]。章太炎对经的通名式理解，并没有让他的经学范围变得汗漫无边。
既然如此，晚近以来，不同学者望文生义、相互攻讦的现象，可以休矣。现代新儒学的存在以及当前经学视角的复归，足以证明传统学术依然具有活力。后一心理造成近代中国文化在基本格局上出了问题。直到民国以后现代新儒学诞生，才重新回到经学的正轨。早在干嘉时代，学者心目中的经学便至少包含三个时期，汉学、宋学与清学。
所以，经学的经与经这个文字，以及不同学者对经字的使用，本来便是不同层次的事情。假如中国在明朝之后不是清代这样的僵化体制，假如不是康熙晚期之后的闭关锁国，允许中西文明在自然融合中同时发展，经学将会是什么样子？历史固然不能假设，但从文化的角度说，清朝的闭关锁国对于中国文化而言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挫折。而法家则大不然，以为人之为物，除却趋利避害的自然情性之外，诸如自我超越、自我实现的人性观念纯属子虚乌有、欺愚惑众。
如是，义为礼的价值内涵，礼为义的客观表现。故宫室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顷舍礼义之谓也。而治理最为优良的城邦，才有获致幸福的最大希望。为礼不本于义，犹耕而弗种也。
反过来，儒家政治又特重礼乐教化：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是故，父慈而子逆，兄友而弟傲，夫义而妇陵，则天之凶民，乃刑戮之所摄，非训导之所移也。
合礼义则当，不合礼义则不当。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好政体同坏政体的区别也就在于能否做到这点。君子则不苟，无论评价一种行为、言论，还是名声，都不能只看其直接的技术性的功利效果（难察传），更要视其是否符合道德原则（礼义）。
(cf.Hutton,p.12)一方面，仁义，礼所由生也（《郭店楚简·五行》），制度节文（礼）以道德价值（义）为正当性基础，不再只是外在的形式。然则国乱将弗治与？曰：国乱而治之者，非案乱而治之之谓也，去乱而被之以治。（《荀子·强国》）从工具理性的角度看，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自然显示出秦国政治运作的秩序和效率。孟子不有云乎：天下溺，援之以道。
（《孟子·梁惠王上》）于士而言，价值具有相对于功利的优先性，而民则否。原初，礼更多地是与仪联系在一起，或连言，或对言，譬如：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礼记·中庸》），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史记·礼书》）。
内在道德是说行动者通过道德而在内在品性上实现高尚化，外在道德是说行动者只是出于社会生活的要求而不得不在行为上遵守道德。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故君子者，治礼义者也，非治非礼义者也。[3]东方朔，2016年：《差序秩序与公道世界——荀子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荀子·王制》）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于琢磨也。五、余论在儒家思想中，道德与政治密切相关，非唯相关，几乎就是一体之两面。自古及今，以德福一致为至善，少有异议。然而，若有好事者借此将荀子礼治朝着出儒入法的方向发挥，则又大谬不然。
而儒家的特色在于寻求通过完善个体来完善个体所处的世界，反之，亦通过完善个体所处的世界来完善个体自身。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
（亚里士多德，1965年,第122页）在这里，善人的品德以个人的自我完善为导向，而公民的品德则与特定的社会角色相适应。柯氏将荀子礼修而行成之德判为外在道德，显然是将荀子的礼义当作了法的亚种，而这无疑是对荀子的重大误读。
兼是数具者而尽有之，然而县之以王者之功名，则倜倜然其不及远矣。 2021年：《论儒家义命观的二重批判性》，载《社会科学》第12期。
本文取第一种视角切入荀子礼治思想：道德行动者寻求优良生活，而优良生活不仅仅限于德性意义上的自我完善，而是义命合一、德福一致意义上的至善。其实，若仅就此而论，即使康德亦无异词，如其所言：不是好的国家宪法产生自内在道德。 2017年：《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商务印书馆。循此理而下，挈国以呼礼义，而无以害之，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
（亚里士多德，1959年,第198页）一个人的实现活动怎样，他的品质也就怎样。……故曰：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秦类之矣。
（亚里士多德，2017年，第37页）在这里，亚里士多德意在以城邦的善促进个人的善。正相反，它非常重要，或宁可说，它最重要。
特别地，正如人在生理上都有一个发育的关键期，在心理上都有一个成熟的关键期，事实上人在伦理上也存在着一个结构化的关键期。而治乱之分，则在礼义：礼义之谓治，非礼义之谓乱。
明乎此，则知荀子在一个新的理论语境下发展了孔子，而非背离了孔子。（《孟子·离娄上》）道何以能安？曰：政。而所谓完满云者，当赖二端：其一，义也。揆诸上文手段与目的之分，或可谓前者只是政治的形下功能，而后者则是政治的形上价值。
（《荀子·礼论》）士自觉地寻求自然生命的理性化、规范化，而民则否。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仅就技术层面而言，冉求不失为一个合格的、乃至优秀的家臣。（《荀子·王霸》）在这里，与功利层面的工具理性正相对待，礼义显然是价值理性的表征。
其中，陈来、赵汀阳、林宏星、李晨阳、佐藤将之及黄玉顺等人的讨论尤见深入。从今天的学术眼光来看，前者是一种自我完善取向的个人伦理学，亦即道德哲学。
